自然天使胡佳-------北京青年报记者孙丹平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2581452
本月16日是“臭氧层保护日”，当我们再次聚焦我们的生存环境时，我们也再次关注那些多年默默无闻、无私地为中国环保事业辛勤工作的志愿者。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正是他们极为普通的工作铸造了环保事业的基石。
■胡佳其人―――谁有事都可以找胡佳，谁的事都是胡佳自己的事
认识胡佳是1996年4月在“大学生绿色营”的一次筹备会上，当时他大学还没毕业。印象中他腼腆、内向，人多的场合不爱说话，总是站在人后，极其谦和。真正记住了胡佳是有过几次与他同行的机会，发现胡佳喜欢“抢”人家的包，“抢”来背在自己身上，有时把同行者的包“抢夺”净尽，左一个、右一个，重重叠叠地背着，就像一只骆驼。
我的电脑里保存了胡佳的几百封信，其中绝大部分并不是给我的，而是给某一个什么人时，抄送一份给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胡佳发信的频率很高，几乎每天都有，有时一天就好几封。千万不要以为他发的是广告，他发的都是环保组织的活动信息、资料、话题等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也有。触发他这股子热情的是一个偶然事件：他错发了一封信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对方却立刻回信再三再四地感谢他送去这样宝贵的信息。这使他觉得有义务把信息发送给任何可能需要它的人。按说这种“邮件轰炸”是会引起反感的，却没有人去抗议胡佳。他的这种“疯狂”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有人给了他一个委婉的提示，他才慢慢减少下来，当时我还真不习惯。
2001年9月胡佳去印度参加一个为期3个月的培训班，当然我们就“寂寞”了3个月。他回国后仍有很长时间没有来信，于是忍不住打电话去问他，他说因为3个月来他的邮箱里积压了3000多封信，正在慢慢回复。
按他发信的频率和数量来算，这会占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仍然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另外许多事。这从他的信里可以看得出来：有人要搞什么活动，请他介绍一些人或出点主意；有人请他帮着发会议通知，也邀请他去捧场；有人要来北京办事，请他帮着联系一些人；有人请他帮着参考买什么电脑……胡佳是来者不拒―――非常详尽地写信答复，亲自去联系，亲自去参加活动，亲自去市场上看或陪着人家去看。他还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研讨会，还有北京几个环保机构当年赠送给“野牦牛队”的车辆，都是他去选型、签合同、买配件、办牌照，然后是磨合。一辆车要跑几千公里的磨合，几辆车跑下来是多少公里？还有“野牦牛队”每次来京，他都事先替他们联系好食宿、演讲、采访等所有事宜，负责接送，并全程陪同。做这些事绝大多数时间他都没有报酬。
虽然没有一份正式工作，胡佳却忙得不可开交，而且精疲力竭。大家都知道胡佳信息多、朋友多，又总是那么真诚地愿意去做任何人托给他的任何事，有事就都去找他。他的朋友越来越多，世界各地都有，他也就越来越忙碌，一般在晚上10点之前不能归家。
胡佳对所有生命怀有虔诚的恭敬，为此他不吃所有的肉食。至于鸡蛋也要分清是柴鸡蛋还是养鸡场的鸡蛋，如果是养鸡场的鸡蛋，就可以肯定没有受精，不会形成一个生命，可以放心地吃。而且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蔬菜也被他列入不能食用之列，可吃的东西实在就不多了。可想而知，他和朋友一起吃饭时就会有许多尴尬，偏偏他的朋友又特别多，经常在外吃饭。如果没有专门为他点菜，他会悄悄坐在一旁，宁可饿肚子也不吭声。好在这种事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因为朋友们总是记得专门给他点菜。
■进入环保界源于一位日本老人
胡佳最好的朋友是林易，两人一直在关注荒漠化问题，有报道说彻底治理中国的沙漠需要一万亿棵树，他们一直在设想怎样能做到。1996年2月胡佳看到一篇报道：一位名叫远山正瑛的日本老人，坚持自费到内蒙古的恩格贝沙漠义务植树近10年，现已年逾九旬，仍然每年都来中国。他把这事告诉了林易，他们觉得应该去看看这位了不起的日本老人。
当时他还是首都经贸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去内蒙古需要旅费，他就去向父母要。从来疼爱他的父母这次却不支持他。同样是大学生的林易有3000元的积蓄，拿出来做了两人的路费。在林易生日的那天，他们俩出发去恩格贝。内蒙古的沙漠给了他们一种震撼的美感，沙漠也使他们知道了环保将是一条曲折的路。从沙漠回来后，他把自己的压岁钱寄给了远山正瑛。
但是他们意犹未尽，开始策划组织一批人去恩格贝义务植树。胡佳想起《东方之子》报道过的梁从诫教授，领导着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这时他认识了北京林业大学“山诺会”的负责人严峻，他们一起去找了梁先生。于是这年8月有了“自然之友”的第一次志愿者活动，那是一次浩浩荡荡的行程，有80多人前往恩格贝沙漠。
■胡佳的“生存危机”
像胡佳这样的人品应该是不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的，事实上他毕业前就做了电视台一个环保栏目的实习生。他父亲在一家公司有股份，“子承父业”也是父亲的愿望。但他拿着公司的工资，却总是为环保的公益活动成天在外跑，而且没完没了。于是这份工作也只干了很短时间。几年后一家香港环保机构看中了他，聘他做驻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谁知他的“不务正业”就是不可逆转，几个月后这份工作也结束了。
于是在好几年的时间里胡佳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曾经为胡佳算过账：按他发邮件的数量估算，每月他的上网费、电话费得200至300元，手机费300元以上。虽然出行的主要工具是自行车，但以他在外跑动的频率，公交车必须经常坐，不时还需要打的，交通费每月约需150元。此外胡佳还喜欢送人东西，虽然都不大。这些钱虽说不多，加起来也不少。再加上吃饭等等费用，他每月的生活费总会超过1000元。
曾经问过胡佳，生活费从哪里来？他苦笑说就是厚着脸皮找老爸老妈要。所有朋友心里都有一个问号：胡佳这种生活能持续多久？不少人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地劝过胡佳，不要管那么多闲事，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生活，但就是不起作用。也有人给他写过很长的信，狠狠痛骂他，仍然不见他思过悔改。
终于在2002年的4月14日，我的电脑上出现了胡佳的一封题为“节省”的信，原文如下：“DearFriends,到这个月，我家人已经为我支付了整整两年手机费用，多达近万元。我不能再让年迈的父母负担这些开销。所以，请记住以下号码（此处省略）……不是特别紧急的事情不要拨打我的手机，或者你能发手机短信，那么也是快捷的方式。这封信确实没有任何其他的含义，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而且经常与我联络，所以这么直率地请求各位，见谅。”
这信显得那么不寻常，因为胡佳是个从不对朋友说“不”的人。两天后有人呼吁为胡佳捐款，并带头捐出1000多元。我立刻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不给胡佳捐款，也不赞成给胡佳捐款，因为这会使胡佳很难堪。胡佳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胡佳必须自己找到“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否则不光他的事业“不可持续”，他自己也“濒危”了。
胡佳又回信给大家再三道歉，并说明那封信的起因是他偷听到父母在叹气，说“胡佳一个月的手机费相当于我一多半退休金”，又说年纪大了供不了他几年了，所以就忍不住给大家发了这信。他也承认自己“缺乏管理能力，分不清先后主次轻重缓急”，并说自己正在学着“化缘”。
这之后在5月24日胡佳又有一封信，通告大家，澳洲的一家环保团体“铁匠学院”（原文是BlackSmithInstitute）聘他做他们在中国的代表，替他们物色环保合作项目，每个月给他一笔“顾问费”。以前我很少回胡佳的信，因为他绝大多数的信明显是不必回的，但这天我马上回了信，只有两个字―――“祝贺”。
我想那笔“顾问费”虽说不多，但可以供胡佳自己生活。后来听说胡佳用这笔钱资助了两个艾滋病孤儿上学。
■一段有缘无分、铭心刻骨的爱
1997年第二期“大学生绿色营”开始筹备时，有一个学医的女孩来报名。她穿一件简单的牛仔衬衣，落落大方，说话自然而有分寸，显得很干净―――那种心灵上的干净。胡佳觉得好像心里有根弦被拨动了一下。
但胡佳一直拖了近两年才向她表白，没有什么悬念，她接受了。这是他的初恋，也是她的初恋，那份纯洁和美好，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到。
这年夏天他们一起去了藏区，从滇西北到藏北，又到川北，为一个国际环保组织考察野生动物。其间胡佳还参加“野牦牛队”的反盗猎，进入可可西里，抓获一个特大盗猎团伙。
他们一行共6个人，一路上，他俩总是坐同一辆车，肩并肩，手拉手。众所周知，藏区的路经常十分险峻。每当车行驶在万丈悬崖边上或有危险情况出现时，她会不由自主地偎在他肩上。这时胡佳望着高原湛蓝的天、圣洁的云，心想如果真的出了事，两人一起就这样死去，也心满意足了。每到一个寺院，他们会一起去进香。胡佳总要许很多的心愿，其中必有一个是乞求上苍让他俩生死与共，海枯石烂，地老天荒。
从高原回来后，可能因为高原的艰辛和劳累，胡佳被诊断患了乙肝，而且在急性期，应该休养。正好这时香港一家环保机构聘他做驻京代表，百事待兴，胡佳就以他那股“疯狂”劲儿投入进去了，不管她怎么劝说都没用。在亚运村租了办公室后，他俩和另外几个胡佳聘来做助手的朋友都住在那里，她兼做他的“特护大夫”。她早上很早起来给他熬药，把药放在他的电脑旁才去上班，但胡佳有时忙得一整天都忘了喝。有时胡佳太累太累，在地上铺几张报纸，倒头就睡。每到这种时候，她流泪，她哀求，胡
佳却依然故我。
逐渐她的周围有了压力，来自家人，来自亲戚朋友，有人劝她：“跟着他，你能有好生活吗？”逐渐有了一些征兆：她一点一点把自己的东西拿走；一点一点把胡佳送给她的东西拿回来；她越来越多的眼泪；她说：“当我的眼泪流干的时候，问题也就解决了。”
但胡佳却视而不见，也许因为的确太忙，也许因为他已将她幻化为自己的家人而过于自信。他不相信在那么多次祷告之后，上苍会让她离开他，他坚持相信他们是牢不可破的。终于有一天下午，她姐姐来到这里，然后她们一起走了。胡佳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追下楼去送她们，说了很多话，送了很远。她什么也没说，泪流满面。后来胡佳停下脚步，目送着她们渐行渐远―――再也没有回来。
这之后的很长时间，胡佳让她的房间保持着原样，不许任何人动。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胡佳一直有她的消息：有两年时间她没结交男朋友，亲戚朋友不断给她介绍，也都是应付性地见上一面。后来他得知她有了未婚夫，是那种公认的非常适合结婚的人。胡佳经常在干活时走神，当初在高原上的情景浮现在脑海里，他会痴坐着直到电脑自动关机。
终于在去年9月她发来电子邮件，说她已经在两个月前结婚了，请求他不要再给她发信。看完这封信，胡佳抓起一把吉列剃刀，把自己的头发全部剃光，清白色的头皮上留下几道血痕。这似乎是某种宣言。
■被朋友“囚禁”三个月
胡佳把自己埋没在“疯狂”的工作中，半年后，转氨酶指标几乎到了临界点。他结束了那份不错的工作，想要安心治病。但这时“自然之友”的一个环保教育项目要启动，需要购买一辆教学用车。他马上参加进去，选车型、办手续、磨合。这辆车投入工作了，又需要购买下一辆车。
到2001年初，胡佳的病情已经很不容乐观，医生说再发展下去就会不可逆转。于是林易帮他联系了位于香山僻静处的一家疗养院，和几个朋友一起，几乎是强迫地把胡佳送了进去，“收缴”了他的手机和呼机，并“封锁”了他的电话号码。
刚开始，那里的安静让他很不习惯，他的手指总在不由自主地敲打桌子，心里总在惦记着什么什么人该来电话了。这里离植物园只有5分钟的路，这很合他的心意，他每天都要溜达到植物园，去看那些奇花异草，闻它们的奇妙芬芳，听鸟儿们的鸣唱。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快，那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旺盛活力又回到了他身上。
两个半月后他提前出院，虽然并没痊愈，要去外地参加一个什么会议。直到现在胡佳的病也没完全好，因为他总是停不下来地奔忙。现在他总算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也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薪水，虽然并不丰裕。
■有人说胡佳是“环保买办”
一个朋友曾笑言胡佳成了“买办”阶层，不过是公益性的买办。我觉得这话很精辟。胡佳在许多环保团体之间搭起桥梁，促成了许多环保项目，并把不少年轻人引入环保领域。经他的推荐和争取，不少人、不少青少年环保团体获得环保奖项―――地球奖，福特奖，等等，他自己却从来没得过什么奖。在很大程度上说，他的确像某种“环保买办”，只是没有从中谋得什么利益。
对这个“买办”的说法胡佳不太服气，他更愿意别人说自己是一个“织梦人”。他想通过自己的“网络”把所有朋友联在一起，共同编织环保之梦。每一个朋友他都觉得是一个“资源”，总想着怎么把他与某个环保项目或环保组织结合起来，怎么把他的能力最大化。每当他做了这样一件牵线搭桥的事，他就特别高兴。
胡佳认为，环保就是一种平常心，他认为培育和保护生命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至高。哪怕对街上捡垃圾的人，胡佳也十分恭敬，认为他们是“城市资源再循环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他有时追出很远，去把一个空矿泉水瓶送给捡垃圾的人，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荣幸。
藏羚有个北京兄弟--胡佳
27岁，环保志愿者，1996年正式介入环保工作，加入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参与组织联合大学生环保的“绿色大学生论坛”；曾3次踏上青藏高原，两次参加野牦牛队反盗猎行动，现为藏羚网负责人。
■如果没有盗猎者
胡佳向我们道歉的时候语速太快，坐下来才听明白：他刚刚得到可可西里的盗猎者向阿尔金山方向蠢蠢欲动的信息，他迅速地和阿尔金山方面取得联系，又迅速地向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发了e－mail，告诉他们情况和遇到的困难……于是，迟到了半小时。×New疆×的阿尔金山与可可西里接壤，“阿”方面有武装科考队，他们在山里用步话机传出消息，询问胡佳具体方位，“可是那地方太大了”，胡佳心急如焚。
胡佳见过盗猎者，也见过疾速迅跑着的藏羚羊。“它们的时速可以达到40到60公里。在空气含氧量仅有海平面一半、贫瘠的少有植被的土地上，它们能活得很快活。冬天零下40几度，夏天电闪雷鸣，千万年那就是它们的天堂。如果没有盗猎者，它们永远自由自在的，是世界上最顽强的物种之一，但遇上盗猎者，它们就只有尸横遍野……”
■刺在心灵上的东西，永远也割舍不了
1999年8月，胡佳进到了可可西里北沿接应出生入死的野牦牛队。8个盗猎者蓬头垢面双目无神。他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同样受到恶劣的自然环境威胁；同样面临着枪战、肉搏战，生死就在顷刻之间；你们到底为了什么！胡佳见到了1000多张刚刚由鲜活的生命演化成腐朽的血淋淋的藏羚羊的皮，见到了同样血腥的熊皮，“那也是野兽之王啊，转眼间……”胡佳还听到过扎书记（注1）唯一一次打人的事情：当时他看到一只小羊依偎在被打死后已剥皮的母羊身边，嘴里还含着妈**乳头，睁着纯洁善良的眼睛就已经被冻死了。“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扎书记像一头暴怒的狮子大吼一声抓起一个盗猎者，一下子扔了出去！“不在现场，你永远感受不到，这是刺在心灵上的东西，永远也割舍不了！”胡佳特别爱看扎书记给小羊喂奶的那一幅作品：扎书记把小羊揽在怀里，用套了奶嘴的饮料瓶给它喂奶，低垂着头注视着正在吸吮的“小婴儿”，专注的目光里满是慈爱。胡佳可以对这张照片凝视许久。
■环保情缘由来已久
小时候的胡佳是个淘气的小子。春天来了，他们开始在地上摸爬滚打。闻到土地气息的时候也看到了刚萌芽的嫩生生的小草。每一天、每一天，小草都有变化。上了小学，刚有铁锹高的胡佳就开始随着人群种树。看着小树由这么粗长到这么粗。“有时候心里闷了，就和它们说说话，每次路过自己种过的小树，我都要对它们招招手―――每种一棵就多了一个朋友。”
1996年春节前，胡佳看到了一篇报道远山正瑛老人和中国汉子治沙的通讯，被深深打动。大学没毕业的他掏出100元钱寄了出去，并且把这信息告诉了林易（环保志愿者）。林和他两三年前就开始关注土地沙漠化的问题，以为全种上树就没有问题。两个人还专门计算过植树治沙一亩地需要多少钱，幻想着有一天有了自己的实体可以圆这个梦。这年3月23日，他们选定在林易生日的时候去一趟内蒙古，林易把攒下的3000块钱全部捐了出来。但这一行不但没有多少欣慰反倒让他们尴尬并认清了现实。尴尬的是，远山老人对他们说，你们两个是中国来的第一批志愿者，他俩只有相视苦笑；现实是，冻土一镐刨下去只是一个小坑，种树远非那么容易。
从内蒙古回来，他们向梁老师（注2）诉说了这诸多的感受。当年8月，由“自然之友”组织的真正可以以“批”计的志愿者开赴了内蒙古。从此，胡佳投入环保一发不收。几年来，他参与过“林大”学生环保组织“山诺会”的活动，看护过大雁，1997年随大学生绿色营赴西藏考察，1998年洪灾肆虐时，在杨树梢像水生植物般的湖北石首天鹅洲参加拯救麋鹿行动；每一次心里都有暖暖的触动。但是最令他痴情的还是藏羚羊，最让他敬仰并引以为豪的还是野牦牛队。
■“你不知道他们有多牛──”
“你不知道他们有多牛―――”胡佳兴奋的时候、气愤的时候，脸上都会泛起红晕。有一个地方叫“鬼门关”，35公里的路，走了6天。最艰难的一天只走了两公里。那是一个烂泥塘，好不容易把车拔出来了，“轰”的一声，又陷进去了。他们居然说这“没什么”。没什么！“我看着他们只有张口结舌。”“在那里，没有‘苦’的概念。严冬里早上着车要两个多小时；在冰河里一陷就是50多个小时；车开起来在路上只能吃刀削的生冻羊肉；每天坐在那破车上寒风刺骨……哪一样轮到我们都会以为走投无路。可这些弟兄总是说，‘没什么’！”
胡佳学着藏胞的“没什么”，舌头发硬，目光里流露着深深的感动。“那是真正的男人，汉子！”
这些野牦牛队的汉子面目黎黑，满脸胡茬，力大无比；但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在这块最荒袤而圣洁的土地上以身殉职。西部工委的索书记、扎书记相继倒下去了。胡佳说到他们语气里满含着敬意。“与他们相比，我做这一点事又算什么呢？”
■“假如藏羚羊消失了又会怎样呢？”
在一群20岁出头的志愿者支持下，胡佳们的“藏羚网”做起来了，且历经3次改版，终于有了在网上为藏羚奔走呼号的地方。主页上一行跳跃的行书：“总在失去之后才想起曾经拥有，面对藏羚希望不要有同样的遗憾。”“藏羚网”上，有资料收集，有信息交流，有国际动态也有最新消息。视“野牦牛”为兄弟的胡佳还要为他们洗清一些不知情者泼来的污言秽语。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和IFAW（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为这些志愿者所感动，提供了一些资金上的支持，但是对胡佳们无异于杯水车薪。患上慢性病的胡佳不愿拖累原来的单位辞了职，每月的通讯费、交通费、治疗费只能拖累年迈的父母。“看到父母默默无语地把钱放进我的手里，心里也特别不是滋味”。更惭愧的是，“我还把这些弟兄也带了进来……”
除了“藏羚网”，胡佳还要做许多和藏羚、和野牦牛队相关的繁杂的琐事。问题是，很多人还对此不理解。“假如藏羚羊消失了又会怎样呢？”胡佳说有人向梁从诫先生提过这个问题。梁先生反问道，“大熊猫消失了又会怎么样呢？”
胡佳肯定还要坚持做下去，“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人依然战斗在反盗猎第一线”。
2月18日
注1：“奇卡・扎巴多杰”，藏语意“勇猛的金刚”。西部工委第二任书记，野牦牛队创建人、队长。青海省玉树州最棒的骑手、神枪手、驾车高手。注2：梁从诫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自然之友会长、历史学家
[此贴被 马大哈(bedlamite) 在 01月13日20时14分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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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茶余饭后 标题: 【转载】胡佳穿着保钓衫在日本成田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