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 茶余饭后 标题: 警惕巨大陷阱：中国的银行业会被美国控制吗？ 复制本贴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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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巨大陷阱：中国的银行业会被美国控制吗？   2004年11月，历时一年多的中国首笔不良资产拍卖纠纷尘埃落定，世界金融巨头摩根士丹利被宣告败诉。该项不良资产交易涉及华融2001年首次拍卖的108亿不良资产包。胜诉方――KTH基金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都以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亲身经历撰文，专供本刊发表。 中国不良资产处置须警惕　外国银行的巨大陷阱 2006年，按WTO的进程表，我国就必须向世界全面开放我们的银行业。开放是大势所趋，但我们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开放？我们应该不应该具备一点必要的警惕？ 我们不得不注意这么一个现象：今天银行改革的大型研讨会的主要赞助者都是美国公司。美国财政部还专门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新设了一个副大使级的官员，其职能就是监督和影响中国的金融改革政策。这一职务的内定人选本来是一位叫蓝德彰（Jack Langlois）的中国通。后来因考虑到蓝德彰已经担任了中国两家银行的独立董事，并已经以摩根士丹利银行家的身份活跃于中国政府各部门，一旦身份变成官员，作用反到会被减弱，才另择人选。 中国的银行业会被美国控制吗？ 外国银行的美丽童话 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银行体系的最大问题是大量的不良资产。只有提高我国银行的贷款质量，才能在国际化的银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贷款质量的保证除了需要有一个好的管理机制外，最重要的是要靠银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客户信息和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处理。每一个银行内部的坏帐信息显然都是该银行付出了巨大的“学费”才得到的。 不管一个银行在世界其它国家有多成功，它要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中国的银行竞争，不管它在风险管理、产品开发、市场服务等方面有多少优势，它还需要最大限度地掌握客户信息。没有客户信息，它就没有开发新产品的原材料；没有客户信息，它就无法在并购国内银行时准确地对中国的银行的资产定价。 正是这些第一手的客户信息，特别是有问题的客户信息，筑成了我国银行业防守外来竞争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强国的大银行家们更是深知这一点。它们准备用什么方法来打破这一防线呢？ 当中国政府刚刚注意到大量的不良资产是我国银行体系的薄弱环节时，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就蜂拥而至。中国从没有过一个行业吸引过全世界所有的知名银行。它们都集中在北京、上海，举办各种论坛和学术讨论。中心主题只有一个：中国的银行体系内大量的不良资产今天就必须卖掉，而买主就是这些外国投资银行自己。 他们制造的对不良资产的恐惧情绪很快令市场紧张起来。与此同时，为了掌握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以摩根士丹利为代表的美国银行编造一个又一个的“童话”： 一方面，它们的银行管理如此之好，几乎没有不良资产（或不良资产率在2%以下），另一方面，它们又有丰厚的不良资产处置经验；一方面，它们告诉我们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它们付给我们的买价却不到我们资产面值的10%，甚至更低；一方面，它们承诺在买到资产后，可以对资产追加投资使资产升值，另一方面，等买到资产后，外国银行从没有对买到的不良资产追加过一分钱的投资。 它们把‘买’来的不良资产全部都交给当地的中国人处置，而自己则忙于收集中国银行的经济情报。 不可照搬的国际经验 实际上，国际经验并没有他们渲染的那样神秘。在西方国家，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是暂时的现象，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在这些国家就从没有形成过一个长期专门的行业。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多的不良资产来维持一个处置行业的存在。 美国上世纪80年代末处置过不良资产的公司到90年代初就基本上都已不复存在或改行做对冲基金了。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所谓不良资产投资，都是它们的房地产投资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兼做的。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动作快的投资机构迅速向它们的客户募集资金，到日本、韩国收购危机给银行业带来的新的不良债权。对日本、韩国政府来说，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赶快把不良债权从银行剥离，经济才有可能复苏。至于剥离带来的损失，远没有及时剥离重要。 由于经济危机之前，各国都没有专门处置不良债权的机构，经济危机又来得突然，本国的投资机构都刚刚受到过创伤，自己的问题还来不及处理，自然没有能力抓住这新的商业机会，于是那些国际投资银行就变成了这些不良债权的唯一接盘者。当本国经济开始复苏，本国民间的财力开始注意到这一赚钱的商机时，银行的不良债权也被卖得差不多了，民间企业家们只好做外国投行的下家，所以最后解决企业债务问题的还都是本国人。外国投资银行只是中间倒了一手，赚取其中的巨额差价。赚完钱后，连本带息撤出这个国家。一般从钱入到钱出不超过两年时间。等当地政府和民间企业明白过来，为时已晚。 韩国政府为处理银行不良债务专门成立了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叫KAMCO。由于韩国的问题是典型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所以很快就随着经济复苏而消失了，KAMCO刚成立了几年就没活干了。这说明了为什么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没有自己的不良资产处置行业。 中国的情况和世界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中国银行系统内积压了大量的不良债权，它的产生不是一个暂时现象，它是几十年来银行非商业化经营及非职业化管理所带来的。所以也不是一两年、两三年内就会消失的。因此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匆匆忙忙地把资产贱价卖给外国投资人就以为解决了问题。 摩根的无本买卖 在国外，因经济周期带来的大量银行不良贷款中绝大部分都是以房地产为抵押物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所谓不良资产处置也就不外乎是房地产管理。一般就是招商，收租，等到房地产复苏后脱手。 2001年，华融第一次向全世界拍卖130亿不良资产时，前来报名的都是世界各投资银行在亚洲的房地产投资基金，最后赢标的是摩根士丹利房地产投资基金等。 由于在华融的资产中，房地产项目占少数，摩根买到后无法处置。处置资产的人都是在国内现雇的。等到2003年，他们再次从华融购买打包资产时，它们干脆就委托华融来处置从华融买到的资产。 毕竟在中国，不良资产的成分远比房地产更为复杂。摩根从华融买到的资产几乎全部在一两年内又卖给了每个资产所在地的中国投资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与欠款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人。而当地投资人出的价钱平均比摩根付给华融的价钱高一倍。 财政部考核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两项指标，一个是回收率；一个是回收费用。华融在2003年取得的成绩是：现金回收率20.6%，回收费用占回收金额的7%以下。而同年，摩根士丹利处置其从华融收购来的不良资产取得的成绩是：现金回收率19%，回收费用占回收金额的8.5%。 华融把108亿不良资产卖给摩根士丹利的价钱是不计息资产面值的8.125% (计息后不到5%)。所以，摩根士丹利虽然比华融的业绩更差，但却因为它买得便宜，还是有超过100%的利润。 不良资产处置行业里一直存在一个误区：中国的银行体系中不良资产数以万亿计，买一包资产来处置也都是几十亿一包，这么大的数额，中国本土企业哪里能够负担得起？ 看看摩根士丹利们是怎样做的吧――实际上，摩根士丹利无偿地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了108亿元面值的不良资产。 摩根士丹利说好了付给华融7个亿来购买这108亿面值的不良资产。但这7个亿要分四次付，一次付1.75亿元。从答应付款到第一笔付款的日子里，华融就收了2亿现金回来。所以摩根付第一笔钱时，账上等待分配给摩根的钱比摩根要付的钱还多。几个月后，当第二笔付款日快到之际，7个亿就已全部收回来了。从此，摩根索性就拿收回来的钱付给了华融，把剩下的钱都算做自己的利润，换成美元汇出了中国。 摩根士丹利一分钱的风险也没有冒，一样资产也没亲自处置，就从华融净赚至少10亿人民币。假设我们今天把中国几万亿的不良资产都卖给了外资，明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就不够用了。 由此可见，购买不良资产并不需要大量资金。国家也不能靠简单卖掉来解决银行体系内大量积压的不良资产。 警惕，因国家安全之名 今天的问题是怎样加快处置和提高资产回收率的问题。 华融曾经误认为外国投行拿到便宜的不良资产后，会对这些资产追加投资，从而提高资产的总回收价值。但外国投行其实是不会这样做的――即使他们会做成本也会太高，做了也不合算。所以，在摩根处置从华融买来的近300件不良资产的过程中，一个所谓追加投资的项目都没有。他们的处置方法很简单：以8%面值买到的资产再以15%的面值卖出，资产处置速度比华融自己处置至少快了一倍。因为最终购买资产的人，如果自己到华融去直接购买，15%面值的价钱是买不到同等资产的。从华融直接买，华融的开价平均都在20%以上。 到目前为止，对不良债权市场化的监管法规始终都还没有出台。中国的各银行、各资产管理公司大张旗鼓地把大量的银行债权转让给外国投资银行，其风险越来越显现出来。 如，当国内银行把债权卖给外国投资银行时，这些债权就从内债转变成了外债；外国投行把这些债权处置掉后，都要求把收回的钱换成外币汇出，那么，会对国家的外汇储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再有，将老国企的不良债务卖给外国投行后，如何处理相关的企业职工安置等社会问题？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国外会计师事务所本身收费极其昂贵，但它们在做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生意时，就可以赔钱做。国外大公司每年付给国外会计师事务所的费用要比资产管理公司为拍卖不良资产付的费用高得多。因此，不能不质疑，国外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财务顾问，是否存在利益的不当安排？到底为谁服务？ 对于外国银行为中国处置不良资产可能设下的巨大陷阱，中国政府和金融机构需要提高警惕：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在鼓励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把大量的不良资产廉价‘卖’给外国银行的时候应该更加谨慎；建议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银行改革方案，包括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的方案制定；尽快完善中国自己的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包括鼓励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参与，建立更多的区域性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地方政府应该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同处置当地的不良贷款；应给予国内投资者至少等同于国外投资者的税收政策。 从机构的角度来看，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则应相互协调，以地区或行业打包，对国内企业尽量让他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或授权委托的形式来参与。 作者简介：王都，美国注册金融分析师。1991年进入纽约华尔街从事基金管理；1998年加入美国大通银行（香港），任不良资产投资部副总裁，是华尔街不良资产圈子中唯一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华人；1999年创办第一家专门从事中国不良资产投资的公司――KTH基金管理公司，并出任董事总经理；2001年，从华融108亿资产拍卖起，KTH的主业转入国内，开始了以打包收购为主的不良资产投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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